中華藝術精神的當代闡釋初探
深圳大學文化產業(yè)研究院
深圳大學藝術設計學院
黃永健 葉文浩 趙雪
Email: hyjhk@163.com
關鍵詞:中華藝術;傳統(tǒng)文化;藝術精神;當代闡釋
一、當代中華文化中的傳統(tǒng)藝術
中華文化自成體統(tǒng),源遠流長,到了今天,中華文化經過一百多年的革新、革命和發(fā)展,已經徹底改變了積弱積貧任人凌逼的屈辱狀態(tài),而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世界軍事強國和政治大國。特別是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快速發(fā)展,中國在物質財富積累、城市化進程、高科技創(chuàng)新以及軍事實力等“硬實力”方面,正在迎頭趕上世界發(fā)達國家,可以說中國人已經為自己的文化自信建立了一定的物質基礎,但是,與中國歷史上的盛世如夏商周、漢唐甚至明清盛朝(比較強大的歷史時期)相比,中國人目前遠未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不但沒有文化自信,甚至還可以說中國人對于自己的文化認同還存在著“危機”。海外學者余英時認為:“近幾年來,在一般中國人的意識中,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位置確有所提升。但文化危機則仍非短期內所能挽回。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1949年以后,由于民間社會被徹底改造,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價值已經失去了存在的依據(jù),許多基本價值不是遭到唾棄,便是受到歪曲。據(jù)最近的實地調查,不但仁義道德、慈孝、中庸、和諧、容忍等傳統(tǒng)德目失其效用,而且一切宗教信仰——包括敬祖先的意識——也在若存若亡之間。這種思想狀況遍及于各年齡層,其主要造因則在1949年以后,而以“文化大革命”為最大的關鍵。舊的價值系統(tǒng)已殘破不堪,但新的的價值系統(tǒng)卻并未出現(xiàn)。其次,大陸學人的反傳統(tǒng)激情現(xiàn)在雖有開始退潮的跡象,但新的“國學”研究僅在萌芽階段,目前還不足以承擔闡明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任務”。[1]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當代中國人不得不面對自己的文化危機的同時,西方強勢文化也在“冷戰(zhàn)”之后的文化多元主義浪潮中,產生了自我懷疑甚至自我譴責的文化危機意識。西方世界的文化危機首先來自其學術界的文化反思,“西方的人類學家、文化評論家、歷史學家、哲學家等,在最近二三十年間頗多質疑于所謂‘啟蒙心態(tài)’,因此不再奉直線社會進化論、極端實證論、現(xiàn)代化理論等為金科玉律”。以至于斯坦福大學的教授會以三十九票對四票取消了該校唯一的“西方文化”共同課程,而代之以“文化、觀念與價值”的新課。[2]
正是在這種特殊的國際背景和當代中華文化認同“危機”與“契機”并存的語境之下,作為中華文化重要象征的中國傳統(tǒng)藝術,也深深的打上了時代的烙印。一方面,由于一百多年來的反傳統(tǒng)和文化革命的不斷“去中國性”,[3]猶如對于自己的文化失去自信和定力一樣,當代中國人對于中國的傳統(tǒng)藝術同樣失去了自信和堅守的勇氣,如果說在中國知識精英階層始終存在“尊西人若天帝,視西籍如神圣”的文化自我矮化心態(tài)的話,在今天的中國藝術界(包括藝術理論和藝術批評界),同樣存在“尊西人若天帝,視西藝如神圣”的藝術自我矮化心態(tài),傳統(tǒng)藝術(民間工藝、地方戲曲、傳統(tǒng)建筑、傳統(tǒng)服飾、方言文學等)被現(xiàn)代化、城市化浪潮所削弱、消減甚至有被徹底消滅的趨勢,如某些當代藝術家為了迎合國際市場特別是西方人的文化想象,牽強附會的拼貼中國傳統(tǒng)文化藝術元素制造“偽藝術形式”,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樣,當代中國藝術的總體發(fā)展趨勢是:文化符號越來越集中,藝術家逐漸走向自我,藝術空間也越來越狹窄。北京的798和宋莊的藝術家們在表達他們的“中國化”的訴求時,有意無意地對中國各個時代的文化符號進行借用、變形和操作。但是,往往被中國人和西方人忽略的事實是,這種“借用”往往是將這些“中國符號”拔離了原來的根基,隨意到將“中國符號”徹底空洞化,由于剔除了中國語境和中國氛圍,這就好似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這根“蘿卜”徹底拔出了土,然后去泥,切割、烹飪而成為了一道道地道的“西餐”或者“中西餐雜拌”。[4]
正是因為如此,包含“正能量”的中國傳統(tǒng)藝術并未能積極有效地參與國家的“軟實力”建設,研究者指出,中國文化在美國的傳播和其移民數(shù)量難以成正比,甚至不如日本文化和韓國文化傳播得更順利和深刻。在那里,中國的繪畫展覽不算多,規(guī)模也很小。雖然隨著中國在世界上經濟地位的提升,中國藝術也逐漸受到美國人的重視,但對于普通的美國人來說仍是陌生的。相比于當代中國的作品,美國人更重視中國具有歷史價值的傳統(tǒng)藝術,比如瓷器、園林、剪紙以及古代繪畫和傳統(tǒng)書法。大型博物館舉辦的也多是傳統(tǒng)中國藝術展,如朝代的藝術展或者繪畫主題展。[5]以民間工藝而言,一方面環(huán)境不利于民間工藝的生存,一方面,當代藝術教育形式也在阻礙著民間工藝的良性傳承,比如中國當代的設計藝術教學體系源于德國包豪斯學院,影響至今鮮有變化,繪畫基礎教學模式來自于前蘇聯(lián),雖然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手段有其獨特性與實用性,但對傳統(tǒng)藝術資源的淡忘正是對數(shù)千年藝術遺產的漠視。[6]
盡管如此,中國當代藝術經由“去中國性”、“非中國化”發(fā)生了“再中國性”、“再中國化”的微妙變化。一批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感應時代的文化召喚,告別“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的文化自我矮化心態(tài), 以特立杰出之作對于當代中國的文化現(xiàn)實和藝術現(xiàn)狀作出“反省性”的反映,如“女子十二樂坊”,臺灣藝術團隊創(chuàng)作的互動裝置作品《行氣》等創(chuàng)新之作,都是在全球化語境下,在中國文化意識的引導之下,逐漸回歸本土語境,深層鑄造中國藝術意境和中國藝術品味的精品杰作。
正如習近平在《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指出的那樣,沒有中華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文藝是時代的號角,“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長期而艱巨的偉大事業(yè)。偉大事業(yè)需要偉大精神。實現(xiàn)這個偉大事業(yè),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中國當代文藝必須傳承中華文化, “以古人之規(guī)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xiàn)中華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中國當代文藝應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鼓舞全國各族人民朝氣蓬勃邁向未來。[7]
二、中華傳統(tǒng)藝術中蘊涵之信念和價值
正能量指的是一切予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斷追求、讓生活變得圓滿幸福的動力和感情。[8]上升到對于國家層面,中國“正能量”文化,是反映中華民族精神、主流意識、正確審美觀,倡導以人民為價值中心的、深受廣大人民歡迎的具有正面價值和積極意義的精神產品的總和。一般表現(xiàn)為格調健康、情趣美好、振奮精神、發(fā)人深省、催人向上的文化特質。[9]
藝術文化作為文化價值系統(tǒng)的有機組成部分,有效地承載著文化的正能量,發(fā)揮著文化的正能量效應,具體到中國藝術,則中華藝術尤其是中國傳統(tǒng)藝術文化作為中華文化價值系統(tǒng)的有機組成部分,有效地承載著中華文化的正能量,發(fā)揮著中華文化的正能量效應。
藝術在其五光十色的形式背后,包含著人類的情感,在人類的情感的深處,又含藏著人類的思想、理念、價值觀,原始藝術以其激烈的情感性和直覺性,表達初民對于宇宙和生命的認知和想象,進入文明社會之后,各民族的藝術文化以其各具個性的藝術形式或藝術語言,表達各民族人民對于宇宙、生命和生活的認知和判斷,由于“藝以載道”、“藝以載情”,各民族的藝術所載之“道”和“情”,必存差異,如果其所載之“道”為“正道”、“正見”、“正念”、“正思維”,則其藝術精神是“正能量”,相反,其所載之“道”為“歪道”、“邪見”、“惡念”、“乖思維”,則其藝術精神是“負能量”;如果其所載之“情”是一種健康樂觀、積極向上,催人奮進、給人力量、令人充滿希望則其藝術情感是“正能量”,相反,如果其所載之“情”消極顢頇、陰暗昏沉,令人失望迷茫甚至痛苦絕望,則其藝術情感是“負能量”,一件藝術作品包含著作者真摯的情感,通過閱讀、觀看、聆聽和感悟,引起接受者的強烈共鳴,并進而加深了接受者對于宇宙人生的理解層次,使接受者自覺或不自覺地身心愉悅,精神升華——達到了真善美的和諧統(tǒng)一,則這件藝術品的精神品質是“正能量的”,其社會作用也是“正能量的”。
當代文化學者皮特·N·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一書中指出:“研究藝術創(chuàng)作是探索一個文明所蘊涵的信念和價值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10]我們在探索中華文化正能量,研究如何發(fā)掘傳統(tǒng)文化的有價值的信念和思想時間,將目光投向中華傳統(tǒng)藝術,博觀約取,深長思味,同樣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歷代藝術家以不同的語言風格、形式意味、意象系統(tǒng)和符號系列表現(xiàn)世界、詮釋人生和生命的奧妙,同時他們的藝術創(chuàng)作也深深地印刻著這個古老民族的宗教信仰、哲學理念、道德倫理、風俗習慣以及民族智慧,今天我們探求中華文化之道,除了可以運用宗教、哲學、道德、倫理、社會習俗等不同視角之外,還應該且必須運用藝術的視角和藝術文化學的方法,以文化學的方法來研究藝術,既是我們加深對于文化理解的重要途徑,同時也是我們加深對于藝術研究的重要途徑。
中華藝術尤其是中國傳統(tǒng)藝術文化作為中華文化價值系統(tǒng)的有機組成部分,有效地承載著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國文明)的正能量——在當下及將來仍然具有普適價值的文化理念,比如“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忠、孝、勇、恭、廉、悌、忍、善”,比如被張岱年先生稱之為傳統(tǒng)文化中所包含的積極的健康的要素,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具有指導作用的推動歷史前進的精神力量的“剛健有為、和與中、崇德利用、天人協(xié)調”[11],“敬、誠、信、忠恕、仁愛、知恥、和而不同”等,[12]而傳統(tǒng)藝術通常又是以特殊的風格、品相和氣貌來委婉間接地表現(xiàn)中華文化中的正能量價值成分。今天,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具有人類性意義的價值理念,在新的話語環(huán)境下,得到了新的詮釋和踐行,如新加坡全民教育教材《儒家倫理》,將“五倫”中的“父子”改稱“父母與子女”,“君臣”改為“國家與人民”、“兄弟”改為“兄弟姐妹”等,顯示出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強大再生能力,新加坡前總統(tǒng)李光耀在1978年的國慶獻詞中說:“也許我英語比華語好,因為我早年先學會英語;但是即使再過一千世代,我也不會變成英國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價值體系而是東方的價值體系”[13]。而當代中國核心領導層認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規(guī)范,不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價值,如崇仁愛、重民本、守誠信、講辯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自強不息、敬業(yè)樂群、扶正揚善、扶危濟困、見義勇為、孝老愛親等傳統(tǒng)美德。我們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jié)制,講求形神兼?zhèn)?、意境深遠,強調知、情、意、行相統(tǒng)一。我們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xiàn)中華審美風范。“以古人之規(guī)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xiàn)中華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14]
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實融合了傳統(tǒng)文化有價值的部分,而進行了現(xiàn)代化和當代性的轉化,如其中的“富強”、“和諧”、“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承接中國傳統(tǒng)文化“剛健有為”、“崇德利用“、“和而不同”、“天人協(xié)調”、“仁愛”、“敬、誠、忠恕、讓、忍、善”等價值理念,而“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等核心價值,承接和借鑒西方文明的價值理念,融合中西,創(chuàng)化出新,當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上契合人類對于美好未來的祈求和盼望。同理,當代中國藝術在承接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基因的基礎上,在全球文化對話大環(huán)境中,有意或無意地借鑒融合非中華文化(如西方文化、日韓文化、非洲及美洲文化等)的價值理念,進行必要的藝術創(chuàng)新,從而真實地表現(xiàn)時代的精神底蘊和道德指向,如譚盾及其“中西異合”、[15]“西音中韻”[16]的音樂作品,就是極為典型的成功案例。
彭吉象先生在其《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中國藝術精神》一文中,將中國傳統(tǒng)藝術精神概括總結成了六個字,“道、氣、心、舞、悟、和”。具體為:“道”——中國傳統(tǒng)藝術的精神性,“氣”——中國傳統(tǒng)藝術的生命性,“心”——中國傳統(tǒng)藝術的主體,“舞”——中國傳統(tǒng)藝術的樂舞精神,“悟”——中國傳統(tǒng)藝術的直覺思維,“和”——中國傳統(tǒng)藝術的辯證思維。[17]彭吉象試圖用現(xiàn)代美學范疇如“生命性”、“主體性”、“辯證思維”、“直覺思維”等來詮釋中國傳統(tǒng)藝術精神,不失為試圖打通中西藝術范疇,并對傳統(tǒng)藝術精神進行現(xiàn)代轉化的有益嘗試,但是用“道、氣、心、舞、悟、和”這六個單音詞,或者用“虛、靜、明”等單音詞來概括中國藝術精神,[18]在單音詞已經不占優(yōu)勢的現(xiàn)代漢語語境中,與普通大眾的閱讀理解終隔著一層,比如“和”作為中國藝術精神的重要特質,內涵豐富,如果我們用“中和”這個雙音詞來來說明中國藝術的特質,則閱讀及理解上更為順暢,作為中國傳統(tǒng)藝術的生命性表現(xiàn)的“氣”,換成“剛健”這個雙音詞,不僅閱讀及理解上更為順暢,在藝術創(chuàng)作實踐和文化傳播等層面,可以有力地與國家的藝術振興和文化復興進行對接。當代學者聶振斌在其《中國藝術精神的現(xiàn)代轉化》一書探討中國藝術精神的禮樂教化根源,在歷史語境中分析了禮樂教化、禮樂文化與中國藝術精神的關系。在此基礎上,闡釋了儒道禪的審美境界與藝術理想:儒家的“美善相樂”境界,道家的美真合一境界,禪宗的“識心見性”境界以及藝術理想的創(chuàng)構。從歷時性的角度看,中國古代藝術精神表現(xiàn)為感性活動中的理性精神、美感形式中的生命意識、自然山水中的人生樂趣、現(xiàn)實環(huán)境中的自由境界。[19]聶振斌所提煉出的六個價值理念,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對于現(xiàn)實的指向性,但是其中沒有充分顯現(xiàn)中國文化中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內含,因此有必要對其提出的相關中華藝術精神價值理念進行充實改進。
我們認為各個傳統(tǒng)藝術門類的藝術作品集中地表現(xiàn)出“道、氣、心、舞、悟、和”的中國藝術精神,同時各個藝術門類的藝術作品由分別表現(xiàn)出“道、氣、心、舞、悟、和”,而“道、氣、心、舞、悟、和”又通向中華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忠、孝、勇、恭、廉、悌、忍、善”,以及“剛健有為、和與中、崇德利用、天人協(xié)調”,“敬、誠、信、忠恕、仁愛、知恥、和而不同”等價值理念。盡管徐復觀認為中國傳統(tǒng)藝術精神——“虛、靜、明”,主要表現(xiàn)在傳統(tǒng)繪畫與文學兩個藝術門類之中,且繪畫又是莊學的獨生子,但是,我們認為莊子的“虛、靜、明”的藝術心靈,實存在于中國傳統(tǒng)藝術的整體大全之中,也散存于中國傳統(tǒng)藝術的各個門類藝術之中。
郝伯特·里得在《藝術的真諦》一書中專辟《中國藝術》一節(jié)論述中國藝術和中國藝術精神,郝伯特·里得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像中國那樣,享有如此豐碩的藝術財富,從全面考慮,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與中國藝術的卓越成就相媲美。然而,中國藝術也有其缺局限性,從我們將要分析的原因看,中國藝術缺乏雄渾宏偉的作品”,他認為中建筑比不上希臘或哥特式建筑,但是繪畫和雕塑完美無缺。“有史以來,中國藝術便是憑借一種內在的力量表現(xiàn)有生命的自然,藝術家的目的在于使自己同這種力量融會貫通”,中國藝術浪漫而傷感,但是“中國藝術家總是奇跡般地從這種傷感主義的困擾中解脫出來,在一定程度上應歸功于具有高深哲理特質的中國宗教”,“盡管藝術家不一定要像哲學家那樣遵守一條不受情感擺布的理性原則,但卻要遵守一條如上述的技巧原則,從這一原則出發(fā),我們一定會找到關于浩大無際的中國藝術精神的完整而篤實的解釋”。[20]郝伯特·里得的論述中斷斷續(xù)續(xù)的表達了他對于中國藝術精神的判斷,如中國藝術精神中“浪漫”、“傷感”、“生命性”、“解脫”、“情理并重”等,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中華藝術精神的部分特質,但是正如大多數(shù)西方藝術史論家那樣,里德也認為中國藝術缺乏“雄渾”悲壯之美,這是對中華藝術精神的片面認識,當代中國藝術理論家必須予以澄清和糾正。
三、中華藝術精神的新闡釋
被西方話語所遮蔽的中國傳統(tǒng)藝術文化的“道”和“器”兩個層面,承載著中華民族的超越性智慧,在當代語境中,中國傳統(tǒng)藝術文化所承載的中華民族精神并沒有過時,相反,中華之藝所承載之中華之道、中華之美,不僅喚醒了民族的文化身份意識,更激發(fā)了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心。
因此,我們探討藝術如何積極參與構建當代中國新文化,首先必須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參照文化界、哲學界有關中國文化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參照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立場和觀點,重新研究界定中國傳統(tǒng)藝術所承載的中華文化精神和價值理念,重申其對于當代文化建構的重要作用。因為中國傳統(tǒng)藝術通過不同的風格、氣象、品貌委婉曲折地傳達中華文化之道,我們在分析中國傳統(tǒng)藝術作品對于中華文化價值的承載之時,可以就各個門類藝術的主要風格、氣象、品貌進行研究和綜合歸類,從而自不同的方面突出中華藝術之道和文化之道,中國古代音樂、詩歌、戲曲、舞蹈、書法、水墨畫、篆刻、雕塑、建筑、工藝等,有效地承載著中華文化形而上層面的價值理念,這些價值理念,在今天人類文化對話和全球文明共建過程中,依然具有不可磨滅的參照價值,可以作為中華文化和中華藝術的正能量,發(fā)揮積極的建構作用。
通過分析對比,綜合歸納,并參照前人的經典分類,我們分別以“中和”、“生動”、“圓融”、“自然”、“情性”、”“剛健”等范疇與其相對應的藝術門類,來詮釋中國傳統(tǒng)藝術的文化承載。[21]即: “中和”——中庸和諧的音樂藝術,“生動”——生動活潑的國畫藝術,“圓融”——圓融自如的戲曲、舞蹈、小說藝術,“自然”——自然天成的園林藝術,“情性”——情性通達的詩歌、書法藝術,“剛健”——剛健有為的雕塑、篆刻藝術,來詮釋中國傳統(tǒng)重要藝術門類體現(xiàn)出來的文化正能量。當然,藝以貫道,道藝相濟,實際上 “中庸和諧”、“生動活潑”、“圓融自如”、“自然天成”、“情性通達”、 “剛健有為”等藝術精神存現(xiàn)于中國傳統(tǒng)藝術的各個門類,只不過我們認為某一類或某幾類的藝術更為突出表現(xiàn)出上述的不同的風格,并以此種風格通向中國文化之本——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價值觀。
這種“以點帶面”、“由點及面”、“點面結合貫通”的研究推理思路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學術結論具有學理上的邏輯性及闡釋的清晰度,用“中庸和諧”、“生動活潑”、“圓融自如”、“自然天成”、“情性通達”、 “剛健有為”這六個價值理念,來闡釋中華藝術精神,相對于已經取得的相關成果如《中國藝術學》(彭吉象)所提出的“道、氣、心、舞、悟、和”,《中國藝術精神》(徐復觀)所提出的““虛、靜、明”,以及聶振斌在其《中國藝術精神的現(xiàn)代轉化》一書所提出的美善相樂、美真合一、識心見性、理性精神、生命意識、人生樂趣、自由境界[22]等,更加具有藝術門類的針對性,也更貼近中國當代的審美追求。
[1] 余英時.現(xiàn)代危機與思想人物[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36.
[2] 同上。
[3] 參見劉悅笛.當代中國藝術:建構“新的中國性”——從“去中國性”到“再中國性”之后[J].藝術百家,2011,27(3).
[4] 同上。
[5] 付陽華.當代中國藝術與國家形象塑造[J].黨政干部學刊,2014(4).
[6] 王剛.中國傳統(tǒng)藝術資源的保護與發(fā)展研究[J].設計藝術研究,2012,02(3).2012年第3期。
[7] 參見習近平:《在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的講話》。http://news.ifeng.com/a/20151014
[8] 宋海芽.“正能量”一詞的翻譯和語義延伸的認知闡釋[J].鄭州航空工業(yè)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2(3).
[9] 常勤毅.中國“正能量”文化內涵與構成分析[J].江西社會科學,2014(1).
[10] 皮特·N.斯特恩斯,邁克爾·艾達思,斯圖爾特·B.施瓦茨,馬克·J.吉爾伯特.全球文明史(上)[M].趙軼峰.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6:413.
[11] 張岱年,程宜山.中國文化精神[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14-15.“天人協(xié)調”主要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崇德利用”主要解決人自身的關系,即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關系;“和與中”解決人與人的關系,包括民族關系、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人倫關系。而四者以“剛健有為”思想為綱,形成中國文化的基本思想體系。
[12] 劉夢溪.馬一浮與國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7.劉夢溪先生認為這七種基本的價值理念,成為中華民族兩千年來立國和做人的基本依據(jù)。
[13] 王殿卿.新加坡的文化再生運動與國家的共同價值觀[J].思想教育研究,1994(4).
[14] 參見習近平:《在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的講話》。http://news.ifeng.com/a/20151014。這兒的“中華美學”、“中華審美風范”,在當代藝術學已經升格的學術語境中,也可以稱為“中華藝術”、“中華藝術美學風范”。
[15] 張娜.譚盾音樂的中西異合[J].音樂創(chuàng)作,2014(5).
[16] 龔佩燕:《電影<臥虎藏龍>中的音樂藝術》,載《影視傳媒》,2014年第1期。
[17] 彭吉象.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中國藝術精神,.http://edu.gmw.cn/2015-11/05/content_17612954.htm.
[18] 李維武:《徐復觀與<中國藝術精神>》,載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536-565.2012年
[19] 聶振斌:《中國藝術精神的現(xiàn)代轉化》 參見https://baike.so.com/doc/9335682
[20] 赫伯特·里德.藝術的真諦[M].王柯平,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63-71.
[21] 劉勰《文心雕龍》將文學風格分為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等八種。司空圖在劉勰等前人探討的基礎上加以綜合提升,將詩的風格細分為二十四種,即:雄渾、沖淡、纖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煉、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縝密、疏野、清奇、委曲、實境、悲慨、形容、超詣、飄逸、曠達、流動。參見http://baike.baidu.com/link
[22] 聶振斌:《中國藝術精神的現(xiàn)代轉化》 參見
https://baike.so.com/doc/9335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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