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弩之背影（序二）

梁新榮     香港能仁學院中文系講師

    說散文詩的研究是比較文學范疇的事，是沒有人會反對的。因為所有研究這種文類的人，幾乎都不約而同地談到法國的波特萊爾、黎巴嫩的紀伯倫、俄國的屠格烈夫和印度的泰戈爾等名字來。比較文學當然不是兩種不同文化領域下的文學作品（或題材）的對等比較，而應該是「文學關系研究」，臺灣張漢良說：第一種關系，是傳統(tǒng)的影響接受研究，其目的是建立文學史。第二種關系，是類比研究，其目的是建立文學的類型系統(tǒng)。

    這些年來，兩岸三地有關散文詩的創(chuàng)作和研究，無疑是興盛的。但散文詩是“弱勢文體”的現(xiàn)象并未因此而改變。究其原因如下：其一、作家理論家對散文詩的文類認知，差距仍大。關于這點，已為有識之士所察覺，兩岸的學者都有提出類似“散文詩不歸屬于詩，也不歸屬于散文，而為一既定存在的獨立文類”的看法。這漸為建設散文詩理論者的共識。其二、散文詩的創(chuàng)作曾產(chǎn)生了大量追求詞藻華麗嫵媚而內(nèi)容蒼白空洞的產(chǎn)品。在“劣幣驅(qū)逐良幣”的市場效應底下，優(yōu)秀的散文詩作品給湮沒了，讀者的接受情況陷進一個低谷。缺乏廣闊的讀者群令文體的推動困難。其三、為了改變受文學界和評論界忽視的現(xiàn)象，有些散文詩人和編輯開始“媚俗”起來，他們把美女照放在散文詩雜志上，企圖吸引讀者的目光，而不是從提升作品質(zhì)量和理論建設上著手，或思索如何結合文化的元素，尋求一個切合商品社會的存在方式。如此短視，其結果便可能把散文詩引進一個比讀者群少更為危險的境地。我國散文詩的創(chuàng)作實踐、翻譯推介和理論探討其實都有與白話詩“同等”悠長的歷史。第一首散文詩是沈尹默的《月夜》，與第一批白話詩同時發(fā)表在一九一八年的《新青年》雜志上。稍前于創(chuàng)作，劉半農(nóng)第一次引進了外國散文詩作，他翻譯了印度作家拉坦德維的散文詩《我行雪中》。此后對散文詩的翻譯推介不曾歇止。據(jù)臺灣學者痖弦的研究，四九年前，波特萊爾、王爾德、泰戈爾、屠格烈夫四大散文詩家的作品，已全部譯為中文并結集出版。理論建設的起步也是早來的春天。當時，鄭振鋒在《新青年》雜志上便曾連續(xù)組織過三次討論散文詩的專輯。詩人郭沫若、滕固、高長虹等都曾對散文詩的文體特性進行過深刻的探討。但散文詩后來的發(fā)展卻趑趄不前，“千呼萬喚始出來”，八十年代伊始，國內(nèi)忽爾冒出一股散文詩的熱潮，風靡全國。這種人為的外力把散文詩推上了一條貫通南東西北的“馳道”，其發(fā)展速度數(shù)倍于民初。文體搶占了“刊物媒介”的發(fā)言權，固然可以做成一種繁華喧鬧的假象，令許多迷失的散文詩人沾沾自喜。但歷史卻是嚴肅的，最終如何回歸“史的書寫”，卻是另一個情況，甚而可能是反面的。在這當中，理論的建設便有其積極的意義。雖已從早期的狀況下滑，現(xiàn)在散文詩的創(chuàng)作仍能“保溫”，但相對理論的深化卻仍未臻“掀蓋”的時候。毋庸置疑，我國第一座散文詩的山峰是魯迅的《野草》。除了國內(nèi)，港臺兩地的學者對魯迅其人其文都存有或多或少的誤解，雜文和小說不說，這種不同程度的誤解足令魯迅的“散文詩”得不到相應的評價。在散文詩研究和創(chuàng)作風氣漸臻熱切的時候，把魯迅《野草》重溫，無疑是有意義的。深圳大學教授黃永健研究散文詩，歷時已久，他從“文學語言”的角度切入，對這種“邊緣化”的文類作出深度的剖視。我認為，文類研究，宜從“歷史”及“作品”兩方面去立說，否則大可不學無術，各憑己意，脫軌立論，而自圓其說。但這樣徒增添學術研究上的混亂，這關乎文學研究的“紀律”。黃永健回溯散文詩的上游，并援引大量作品，以“史”為經(jīng)，以“文本”為緯，提出了他“語流文體”的看法。這是站得住腳的。黃永健說，最能體現(xiàn)劉半農(nóng)散文詩自覺地向現(xiàn)代散文詩“語流文體”貼近的作品當為“在墨藍的海洋深處”。這里抽引第一節(jié)且看他所謂的“語流文體”是怎樣的文字：在墨藍的海洋深處，暗礁的底里，一些些的微波，我們永世看不見，但若推算它的來因去果，它可直達到世界的邊際??！

    我理解的“語流文體”是一種介乎詩歌與散文間的文字。而這種文字沒有詩強烈的內(nèi)在節(jié)奏（許多時反倒會回歸到詩歌的形式節(jié)奏來），字詞的極度提煉措置，也不像散文的自然松散，或負載了作者刻意經(jīng)營的思想意念，尤其是沒有西洋小品那種的閑逸的風味，而是一種“有意無意”間趨近思維的自然流動的文字。如墨藍海洋深處、暗礁的底里，按散文邏輯的思維，是會想到“海床”、“深水魚類”、“不見天日”、“壓力巨大”等意象或形象來，而不會想到“一些些的微波”，但思維自然而然，是有可能想到“微波”的。想到“微波”也不一定有詩意，詩意在“若推算它的來因去果，它可直遠到世界的邊際?。　辈懦霈F(xiàn)了。這種文字不同于詩（尤其形式）也非散文語句，是謂“語流文體”也。

    這兩年間，我籍著進修之由多次往返深圳，常在周末與黃永健相聚于華僑城雅蘭居。那是一個雅致清幽的屋苑。從白石洲走去，穿過雜亂的民居后，一邊是婆娑樹影，一邊是不同的百姓店鋪，平民得很的一片城區(qū)。永健為了散文詩的研究工作，在這里租賃小室辟為工作間，拒絕都市新新人類的燈紅酒綠，而對舊式文人的青燈黃卷甘之如飴。在這狹小的空間內(nèi)，案頭床上、衣櫥墻角，都堆放了一疊疊的書刊雜志和影印文稿。我有時和他立在西南的露臺上辯論起散文詩的某些觀點，扯東拉西，不覺夜深了。忽爾一排矮樹叢外響起了煙花的爆破聲，那是“世界之窗”周末七時四十五分的煙花匯演。煙花的光芒照射在我們的臉上，復又歸于平淡，一種生涯的順逆、得失、起滅、暫久，諸般復雜的滋味涌在心頭。此時此刻，知識份子的家國重擔與個人感慨，濃厚到無以復加。有時夜再深，我踏著僑城的月色返回白石洲去，留下永健弓弩般的背影在書桌前。那是個如雕塑般堅定的形象，有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剛毅和承擔。晚上我在空洞無人的房間內(nèi)一邊翻著書，一邊聆聽滾石歌手的吶喊，“我把夢，撕了一頁，不懂明天該怎么寫，冷冷的街，冷冷的燈，照著誰？一場雨，下了一夜，您的溫柔該怎么給？冷冷的風，冷冷的吹，不停歇……”。日照雨底，屋村的紫薇花開了又落，又終于那一天，永健送來了他有關散文詩論著的全書定稿，我激動不已，常言“天道酬勤”，我親身目睹這位來自安徽農(nóng)村的朋友的拼搏勤奮，確是很令人感動，如今成果堆累，自是天道之必然。這本《中國散文詩研究——現(xiàn)代漢語背景下一種新文體的理論建構》凡二十余萬言，縱橫開闔，氣派宏厚，所論所析，都是很精采。我惶恐提筆，心之愧疚，難與人言。是為序。

二零零四年三月十日午后于香港杏花村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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